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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个人整理】关于锦衣卫&东西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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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厂卫”是明代特务机构的统称，“厂”包括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，“卫”则特指锦衣卫。

1. 作为专制皇权下的特别机构，厂卫的存废完全由皇帝独断，在不同朝或同朝不同时期几经反复。

洪武十五年，明太祖罢仪鸾司设立锦衣卫，但在数年后他又改变了看法：“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，乃焚刑具，出系囚，送刑部审录，诏内外狱咸归三法司，罢锦衣卫。”[1]

至于西厂、内行厂更是设而复废，极具任意性：“（成化十三年）丙子，大学士商辂、尚书项忠请罢西厂，从之。六月甲辰，罢项忠为民。庚戌，复设西厂。”[2]

2. 厂卫的首脑均为皇帝亲信，宠辱也系于皇帝一人。

东厂提督是为皇帝亲近的内臣，锦衣卫“恒以勋戚都督领之，恩瘾寄禄无常员”[3]。

凡得势的厂卫首脑，都拥有皇帝的信任，在皇帝昏庸时，厂卫首脑利用职权肆意报负政敌、铲除异己：“（东厂）自忠贤受事，日以快私仇、行倾陷为事。纵野子傅应星、陈居恭、傅继教辈，投匦设阱。片语稍违，驾帖立下，势必兴同文馆狱而后已，大罪二十。”[4]

正因如此，若厂卫的首脑失去了皇帝的信任，其权势也为之而锉。

如在刘瑾得宠时，“正德元年，杀东厂太监王岳，命丘聚代之，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，皆刘瑾党也”[5]，一旦“瑾诛，西厂、内行厂俱革，独东厂如故。”[6]

3. 厂卫之间的关系

据《明孝宗实录》载，“（朱棣）建立北京，防微杜渐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初令锦衣卫官校，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，犹恐外官徇情，遂设东厂，令内臣提督控制之，彼此并行，内外相制，行之五六十年。”[7]

可见，朱棣在已有锦衣卫的情况下另设东厂，并非仅因为不信任外官，否则他大可将锦衣卫交给宦官掌握，他更希望东厂、锦衣卫相互监督，以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。

该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。

由于分属两个组织系统，厂、卫之间并不总是步调一致：“厂势强，则卫附之，厂势稍弱，则卫反气凌其上。”[8]

但更多时候，厂卫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，而是互相勾结，尤其是在人员的任用上。

锦衣卫常常为东厂缉侦提供人员：“提督东厂，掌印太监一员……其贴刑官，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”[9]，“东厂太监缉事，别领官校，亦从本卫拨给，因是恒与中官相表里。”[10]

也有锦衣卫使也出自宦官亲信：“荫魏忠贤弟姪一人为锦衣卫都指挥使”[11]。

由此可观，朱棣的目的也并未完全达成。

4. 厂卫与皇权的关系

总结起来，与其说厂卫彼此权力的大小由皇帝掌握，取决于皇帝的信任和偏好，不如说厂卫的势力与皇权强弱息息相关。

一般而言，若皇权较强，锦衣卫的权势更大；若皇权旁落，厂势更强。[11]

“当君主乾纲独断时，锦衣卫常作为君主的心腹秉事用权；君主委任大臣时，则锦衣卫往往为宰相私人附庸；君主若昏庸童稚时，往往权归内廷宦寺，锦衣卫则仰其鼻息。”[12]

5. 小结

皇帝实现统治有两套相互矛盾的武器：一是治理国家之常法，二是皇帝个人超越常法之特权。[13]

专制皇权下皇帝的制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分权制衡，各政府机构之间并非“一物降一物”“相生相克”的平行结构，而是区分了至少两个层级：皇权与其他政府机构。皇权凌驾于其他组织而存在，不受监督，是常法被践踏的根源。

而明代厂卫之所以拥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，正是皇帝特权倾轧常法之结果。厂卫的权力一度膨胀到不受控制，并非帝王手腕不足，而是制度本身无法实现。

如将厂卫作为与其他机关平行之机构，正符合皇权独大背景下皇帝制衡各方的需求。但厂卫成员天然具有与最高统治者更为紧密的联系，通过借助更高级别的权力，厂卫很容易获得比三法司更高级别的权势。 

一旦皇帝不理朝政，与朝臣无其他沟通方式时，此时作为皇权代言人的厂卫，为自身利益，侵|||入司|||法系统，侵害皇帝的利益（统|||治基础）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[1] （明）胡广等：《明太祖实录》，卷180

[2] （清）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卷14，《宪宗二》

[3] 同上，卷76，《职官志五》

[4] 同上，卷244，《杨涟传》

[5] 同上，卷95，《刑法志三》

[6] 同上，卷304，《刘瑾传》

[7] 《明孝宗实录》卷 225，成化十八年三月壬申

[8] （清）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卷95，《刑法志三》

[9] 同上，卷74，《职官三》

[10] 同上，卷 89，《兵三》

[11] （清）傅维鱗：《明书》，卷18，《熹宗恝皇帝本纪》

[12] 张显清、林金树：明代政治史（下册）

[13] 徐连达：明代锦衣卫权势的演变及其特点

[13] 李文军：论明代中央司法权力的划分